在台湾情报局的档案中，他是一个挂着少将头衔、享受高官厚禄的“研究室副主任”。
在公开场合，他似乎已经安然“落地”，过上了他为之背叛一切的奢靡生活。
撕开这层表皮，蔡孝乾的晚年究竟是怎样的？当他夜半梦回时，是否会看见吴石将军和那上千名被他出卖的同志？
当他坐在高级餐厅里享用牛排时，是否会察觉到那些“警卫”眼中毫不掩饰的鄙夷？
从长征干部到贪腐叛徒
蔡孝乾最为人称道的经历，便是他作为唯一的台籍干部，完整地走过了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艰苦卓绝的历程。
这段经历，磨炼了他的意志，也让他赢得了党内同志的高度信任，包括毛主席、周总理等主要领导同志，都对他颇为器重。
在延安时期，他曾担任八路军总政治部的敌工部长，负责处理日军战俘等重要工作。
展开剩余93%抗日战争胜利后，台湾光复，回归祖国。1946年，他肩负着开辟台湾新战场的历史重任，化名“老郑”，秘密返回台北。
他被任命为我国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的书记，也就是当地地下组织的最高负责人。
抵达台湾初期，蔡孝乾确实展现了他的组织才能，迅速联络旧部，建立新的支部，各项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组织一度发展到上千人规模。
与长征和延安的艰苦朴素相比，光复后的台北宛如一个“花花世界”。
蔡孝乾开始沉迷于这种环境，他的革命信念开始松动，作风日渐漂浮。
他不再专注于深入发动工农群众，反而热衷于同地主、资本家阶层交往，甚至在不恰当的场合炫耀自己的真实身份和重要地位，这在纪律森严的地下工作中是致命的错误。
更严重的是，他开始滥用职权，侵吞了组织下拨的一万多美元巨额公款。
1950年1月，国民党特务根据线索，已经在蔡孝乾的住处秘密蹲守了近三个月。就在特务们失去耐心，准备撤离的前夕，一个意想不到的人影出现了。这个人，就是蔡孝乾本人。
他因为在外躲藏多日，断了生活来源，竟然冒险回到这个已经暴露的据点，试图寻找食物和钱财。
特务们当场将其控制。面对盘问，他自称“张三”，一副落魄的样子，叹气说只是想来老朋友家“蹭饭吃”。
特务头子谷正文虽然未能立刻确认他的真实身份，但直觉告诉他此人绝非等闲之辈。为了稳住他，谷正文决定投其所好，好吃好喝地招待他，每天给他买饺子。
几天下来，“张三”对这种待遇心满意足。随着戒心放松，他的享乐本性再次暴露，他向特务提出：“哥们儿，我想吃牛排都快想疯了！”
特务们心中暗喜，慷慨地让他挑选餐厅。蔡孝乾毫不犹豫地脱口而出：“去波丽露吧！”
“波丽露”是当时台北最高档的西餐厅。
谷正文一听，立刻断定，此人必定是条“大鱼”。
在餐厅里，蔡孝乾点餐的熟练程度让特务们大开眼界。他讲究牛排只要半熟，刀叉使用娴熟，从酒水点心到主菜配菜，一样不落。
饱餐一顿后，他打着饱嗝感慨：“这才是人过的日子啊！”
就在特务们以为已经彻底软化他的时候，蔡孝乾却利用上厕所的机会，从餐厅后窗神不知鬼不觉地溜走了。
这次脱逃让谷正文暴跳如雷。随后，通过照片比对，特务们终于确认，这个“张三”，这个贪恋牛排的美食家，正是他们苦苦追寻的我国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
一块牛排换来的“新生”，真是他想要的吗？
蔡孝乾的第一次脱逃，让谷正文等人颜面尽失。更让他们震惊的是，在搜查蔡孝乾厦门街住处时，特务们发现了那个致命的小本子。
虽然上面使用的是代号，但“吴次长”这样的称谓，指向性已经极其明确。
在国民党党政军机构中，姓吴的副部长级高官仅有一人，那就是“国防部”的参谋次长吴石中将。
这个发现让保密局高层如获至宝，他们立刻对吴石展开了秘密监控，但苦于没有蔡孝乾的直接指证，暂时不敢动手。因此，抓回蔡孝乾，成了国民党特务系统的首要任务。
蔡孝乾从“波丽露”餐厅逃脱后，他一路南下，逃到了嘉义的乡下躲藏。即便是逃亡，他也无法忍受清苦的生活。
在嘉义期间，他故技重施，竟然冒充自己“共产党台湾地区负责人”的身份，四处向当地的富绅“拉赞助”，许诺在台湾解放后给予他们高官厚禄。
骗到钱财后，他立刻就用于吃喝嫖赌，完全没有一个革命者在危急关头的样子。他的这种高调作风，很快就引起了特务的注意。
谷正文立即派人赶赴嘉义。特务们几乎没费什么力气，就在镇上的路上堵住了这个显眼的目标。当特务们戏谑地喊出：“蔡书记，您这是去哪里呀？”
蔡孝乾的心理防线瞬间崩溃了。他面如死灰，沮丧地回答：“去镇上，想吃西餐想疯了。”
特务们忍不住消遣他：“你搞地下工作的，在乡下还穿西装？”
蔡孝乾竟然理直气壮地回答：“吃西餐当然要穿西服。”
他的这番回答，让抓捕他的特务都感到啼笑皆非，也彻底看清了这个人意志的薄弱。
谷正文抓住了他的命门，直接向他提出了交易：“摆在你面前有两条路。要么现在就死，要么跟我们合作，保证你天天有西餐吃。你自己决定吧！”
面对生死抉择和美食诱惑，蔡孝乾几乎没有任何犹豫。他咽了一口唾沫，只关心一个问题：“能不能吃了饭再商量？”
在嘉义的西餐厅里，蔡孝乾再一次享用他的大餐。尽管这里的牛排远不如台北“波丽露”正宗，他依旧吃得津津有味。
酒足饭饱之后，蔡孝乾当场表示，愿意“归顺”国民党。他还向特务们提出了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要求：希望把他那个年仅十几岁的小姨子马某某接过来，一起生活，最好国民党方面能出点钱，让他们“把喜事办了”。
这个要求让在场的特务们都惊呆了，他们无法想象一个曾经的共产党高级干部，在叛变投敌的关头，关心的既不是理想也不是信仰，而是这种荒唐的个人私欲。
为了换取自己的苟活和享乐，蔡孝乾毫无保留地出卖了他所知道的一切。
根据谷正文的回忆，蔡孝乾为了表功，每天拼命地按照特务给的大纲撰写“自白书”，这些手稿堆起来足足有半人高。
他疯狂地把枪口对准了昔日的战友。首当其冲的，就是吴石中将。
蔡孝乾的指证，补上了吴石案的最后一块证据链。国民党当局迅速收网，逮捕了吴石将军，以及与他联系的朱枫烈士（即“密使一号”）、吴石的副官聂曦、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中将等人。
1950年6月，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在台北马场町英勇就义。
吴石将军是我党潜伏在国民党内部官阶最高、地位最险要的情报干部，他的牺牲，以及由此案引发的整个台湾地下组织（包括“光明报”等）的彻底瓦解，是我国情报史上一次无法弥补的巨大损失。
据统计，蔡孝乾的叛变，直接或间接导致了当时台湾地下党组织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力量被摧毁，近两千名同志被捕或牺牲，整个台湾的地下革命活动陷入了长期的沉寂。
对于这样一份“投名状”，国民党当局给予了蔡孝乾相应的“回报”。
他被安排在“国防部保密局设计委员会”任职，1956年起，更是升任“国防部情报局匪情研究室少将副主任”，同时兼任“司法行政部调查局副局长”。
他享受着少将级别的待遇和高官厚禄，国民党也兑现了“天天吃西餐”的承诺，满足了他物质上的一切需求，甚至包括他那个荒唐的婚姻要求。
众叛亲离的孤岛残灯，他的下场早已注定
蔡孝乾的晚年生活，虽然表面上享有高官厚禄，但其精神世界早已是一片荒漠。
他在国民党阵营中，收获的不是接纳和尊重，而是无处不在的鄙夷和提防。
据记载，蒋介石在得知蔡孝乾仅仅为了口腹之欲就出卖组织、出卖吴石等重要同志后，曾在私下里对其做出了“无志无用”的评价。
负责审讯和策反他的大特务谷正文，虽然利用蔡孝乾的软弱达成了目的，但在其晚年的回忆录中，却毫不掩饰对蔡孝乾人格的极度鄙视。
谷正文多次在公开和私下的场合贬低他，嘲讽道：“为了一块牛排就能出卖一位战友，我真不知道（共产党）组织上怎么会让他负责那么重要的工作。”
在国民党的情报系统内部，蔡孝乾的地位极其尴尬。台湾当局从未公开宣传过蔡孝乾的“投诚”或所谓的“功绩”，这与他们对待其他叛徒的做法大相径庭。
显然，他们也认为蔡孝乾的叛变过程太过“不光彩”，连作为宣传样板的价值都没有。
在其内部档案中，蔡孝乾的名字多被“老郑”或“那个投诚份子”等代号取代。
媒体上关于他的报道更是凤毛麟角，未见任何公开的表彰或纪念活动。他在情报局的工作，也只是冷板凳。
国民党党史或情报系统的回忆录中，提及蔡孝乾时，他总是作为“反面教材”出现，其价值仅仅在于证明地下党的“腐化”和“脆弱”，而他本人则被牢牢钉在耻辱柱上。
台湾方面对待他的基本原则是：利用而不尊重，记录而不宣扬。
在这样的环境中，蔡孝乾的内心充满了恐惧和孤寂。
他深知自己背负着上千名同志的血债，他所出卖的，包括吴石将军在内，都是坚贞不屈的英雄。
因此，他晚年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几乎不参与任何公开活动，生怕遭到来自昔日同志的惩罚和制裁。
国民党派给他的“警卫”，在他看来，更是监视他一举一动的狱卒。
常年的精神压抑和极度不自律的饮食习惯，让蔡孝乾的身体早早垮掉了。
他一生贪恋美食，尤其是高油高脂的西餐，这使他晚年患上了严重的糖尿病。由于疏于管理和内心的绝望，他的并发症非常严重。
到了1982年，他病入膏肓，据称他临死前，双脚因为糖尿病足而溃烂不堪，不断流脓，死状极其凄惨。
1982年10月，蔡孝乾在台北病逝，终年74岁。国民党当局没有给他办任何追悼会，也没有发布任何有分量的讣告，只是以“病逝”二字简单处理。
他的葬礼更是冷清到了极点，据称参加葬礼的不过区区五人，而这五人之中，还有两个是殡仪馆的工作人员。
他那些已经改名换姓的子女有没有出现在葬礼上，无人知晓，或许他们也根本不敢或不愿出现。
这位曾经的红军师级干部、唯一的台籍长征者，最终的归宿，是被草草火化后，埋在了阳明山一个无人问津的角落，没有墓碑，也没有悼词。
参考资料：高级干部也犯低级错误：老地下党因何叛变投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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